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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前，中国近代考古学尚属一片空白，由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及袁复礼先生等人，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仰韶文化遗址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拉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大幕，为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2021年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将围绕着仰韶文化遗址展开。100年间，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成绩斐然，从仰韶村遗址的“星星之火”开始，通过数代学者的不断努力，逐渐为世人展现出了中华文明发端时丰富多彩的样貌。

　　◆ 仰韶村遗址的发掘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端

　　考古一词在中国始见于北宋吕大临的著作《考古图》，但是当时所谓的考古只是对一些传世青铜器和石刻的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的考古被称为“金石学”，与现代考古有很大区别。

　　100年前，中国现代考古学尚属一片空白，当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中国有自己的史前文化，有些外国学者或传教士曾经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甚至一些人也开始怀疑史书中记载的历史的真实性，国人的文化信仰岌岌可危。

　　1921年，由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及袁复礼先生等人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仰韶文化遗址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为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1921年4月18日，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在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还有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他想起了中亚的安诺文化中的彩陶，产生了两相比较的兴趣。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他和中国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再次来到仰韶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1923年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这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不攻自破，而且让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安特生先后在中国的甘肃、青海、陕西等地，系统发掘了约50个文化遗迹，并获得了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

　　仰韶村出土的精美彩陶，在当时考古发掘很少的中国，由于没有其他参照物，安特生在当时的情况下，认为不可能是中国本土的，而是受中亚安诺文化的彩陶影响，通过这样简单的推理，他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安特生的“西来说”刺激了中国考古学家。他们努力开展更多考古工作，寻找仰韶文化的来源与去向。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一处仰韶文化遗址。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它的下层是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这个三叠层证明了文化的连续性，驳斥了西来说。

　　今天，一系列发掘和研究表明，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影响远达甘肃、青海、湖北、河北、内蒙古等周边地区，陕西西安半坡、陕县庙底沟、河南郑州大河村、山西夏县西阴村、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都是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彦民教授介绍：仰韶文化是中国考古第一个以遗址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种命名方法后来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也被视为近代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它影响了中国考古和历史研究的进程和方向，为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夏商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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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仰韶文化的研究

　　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提供重要线索

　　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后，我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才逐渐开展起来。1951年6月，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带领考古调查团对渑池仰韶村再次进行了调查发掘。此后，经过国家、省市考古工作者的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在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新发现了大量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最终确认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早晚关系，彻底澄清了安特生当年的一些模糊、混乱认识。

　　经过几十年来对大量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仰韶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多彩。它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湖北的西北部，西到甘肃、青海接壤地带，东至河南东部，共发现遗址1000余处。仰韶文化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不断吸收周围诸文化的因素，又给周围文化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共同为中华民族文化机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朱彦民教授表示：仰韶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绚丽的彩陶，因此早年的一些研究者也直接将仰韶文化称为“彩陶文化”。这些彩陶多为一般百姓使用，观察它们，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了解当时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在很多人想象中，我们的祖先在当时的生活是非常原始、粗糙的，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彩陶时，就会发现，在这些陶罐陶瓶上，在暗红色或者是赭石色的基底上，先人通过黑色的线条、三角、方块等几何图形，组成了非常漂亮的图案，还有写实性的图案，比如日月星象、鱼纹、蛙纹等，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和自然融合、战天斗地的生活画卷。所以仰韶文化的彩陶，被人称为这是中国史前艺术的一个大放异彩的时期。而且我们观察今天的生活和文化艺术，依然可以看到鱼纹、蛙纹等象征吉庆和多子多福的图案，可见我们的文化传承源远流长、从未间断。

　　通过多学科研究发现，仰韶文化时期是旱作农业经济从起源到成熟发展的关键时期。研究表明，大致在仰韶文化半坡阶段旱作农业经济成熟起来，形成了固定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和家畜饲养模式，并在庙底沟阶段伴随着彩陶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张，至距今5000年前后扩展到了东北地区的西辽河流域、长江中游地区、东南沿海等。可以说仰韶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旱作农业的基础，也是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经济基础。

　　“也正是这样农业的基础，让节气、气候、气象与老百姓的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所以华夏文明特别注重天文历法的发展。”朱彦民说，“在濮阳县城西南隅西水坡，发掘出仰韶文化时期三组蚌砌龙虎图案，被誉为‘中华第一龙’，这个图案与古天文学四象中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相符。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线索，中华文明起源的脉络越来越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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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前历史研究

　　早期华夏文明就像满天星斗

　　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成为研究史前社会的重要基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华夏文明之源远流长。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一直伴随着对仰韶文化的不断认识。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仰韶文化，到后来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仰韶、龙山一元发展说，发展到现在的多地区多元起源说，应该说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今天，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表明，中华文明是多点开花、多元一体的。

　　仰韶文化时期是古史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随着旱作农业经济的成熟，仰韶文化的聚落持续稳定地发展，各地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过千余年的积累，到庙底沟类型时期，聚落出现大繁荣，在数量、面积上均达到顶峰。有陕西高陵杨官寨、河南巩义双槐树这类面积超过百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有如河南灵宝西坡这类约4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更常见的是如河南陕县庙底沟这样约24万平方米的中型聚落和10万平方米以下乃至面积更小的小型聚落。各地聚落大小规模差别显著，特点突出，呈现出多层级的区域聚落结构。

　　庙底沟期是仰韶文化的兴盛时期，也是当时势力最强大的史前文化。这一时期，仰韶文化内部各地方类型不断融合和一体化趋势加强，它还从中原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相关文化特征不仅遍及黄河中游的整个仰韶文化分布区，还在东北方向一直影响到西辽河流域，向东影响到山东和东南沿海地区，向南则渗透到湖北、湖南和重庆地区。

　　农业的成熟、人口的集中、早期城市的出现、社会阶层的分化都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与此同时，在长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也同步发展起来，中华文明的起源正式进入到古国时代。

　　“中国考古学这些年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中华文明的序列基本上建立起来了。链条非常完整，没有缺链，没有断环。我们可以感受到，华夏文明是一个来源众多的组合，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华夏民族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民族，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这个包容性、宽容性，在史前文明中已经奠定了基础。”朱彦民说。

　　前不久，央视直播了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现场。一开始三星堆就像是凭空出现的文明，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物出土，可以看到，三星堆与殷商文明是有紧密交往的。最明显的是青铜文化和青铜技术，还有一些玉文化的器物。

　　朱彦民教授举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殷墟很多东西都是从外边儿进贡来的，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有线索可以表明，殷商人和三星堆人是有交往的可能的。我们不能够低估古人的能力，古人在交通方面、文化交流上的能力远比我们原先想象的水平要高。

　　随着考古发掘，人们发现在中华文明孕育的早期，大的城邦之间就实现了非常远距离的沟通。可是，按照目前的证据显示，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文字，那么他们进行信息交流的手段是什么样的呢？

　　对此，朱彦民教授提出了自己观点──史前有个读图时代，史前时代并不是天下一统的，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没有文字发明，最直接的方式，大家都不用文字，但是都有图。